撰文:吳世寧
攝影:張照堂

策劃林振東
201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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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台灣攝影家張照堂

幾乎在每次訪談和講座中,張照堂都會被問到他拍攝於60年代、震撼台灣攝影界的無頭男子照片。 他總是這樣答:「那是一個殘缺的生命體,被放置在山和大自然、一個比他大很多的環境中。他會有什麼感覺?他在想甚麼?」50多年過去了,張照堂從實驗攝影,過渡到接近紀實的人文風景、甚至是紀錄式的生活隨拍,所詰問的,一直是生命的處境——那瞬間即逝,近乎於生命靈光的東西。不過即使拋擲向世界的提問並沒有回送回來,恰如生命的荒謬,也無甚所謂了。今年75歲的張照堂,用策展人沈昭良的話來說,更「寬容、從容、順勢」。

作為曾奪「國家文藝獎」及「行政院文化獎」、被公認為台灣「國寶級」藝術家的張照堂,並沒有「國寶」那種備受保護的高踞姿態。 他以前有一個部落格叫「哆拉老師的又一天」,學生幫他開的,說他頭大像「哆拉A夢」(即香港的《多拉A夢》),所以叫他「哆拉老師」,他也不介意。他不是那種高舉自我、處處以電擊力宣示存在的藝術家;甚至大部分時間,他只是業餘以攝影創作,正職是在電視台拍攝及製作紀錄片(當然也以其創新風格取得傑出成就,曾以《古厝》與《王船祭典》兩部紀錄片分別奪得金馬獎和金鐘獎)。

不嚮往全職當攝影家嗎? 從來沒靠攝影謀生的張照堂說:「全職從事攝影壓力很大,要很認真,跟別人比較。你不從事這個(攝影),就不必跟人競爭,你就可很自由做自己創作。」他總是認真地回答問題,但說話沒有逼人的重量,有時甚至說得風淡雲輕: 「我是唸工程的,土木系的,因為喜歡藝術就慢慢向此方向走。很奇怪的,你的生活改變,就循這方向走。從來沒想過自己要成為攝影家怎麼的。」

一雙攝影者的眼睛,是天生的。1959年,張照堂就讀國中三年級,問哥哥借了一部Aires Automat相機在板橋四處拍照,拍下街上跳繩的小女孩、掛在晾衫架的公仔等小鎮風景。影像蒼白憂鬱,已見風格。 今次為張照堂策展的攝影家沈昭良驚嘆這批作品的純粹和感染力:「我看現在很多大學生和研究生,都無法拍那樣的照片。所以我說張老師是天才型的,在血液裡就有攝影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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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讀前衛思潮,一面往田裡跑

從中學開始,張照堂天天沉浸在西方現代主義思潮中, 讀卡繆、沙特、荒謬劇場;同時也跑到稻田裡河裡, 看小孩騎牛,莊稼隨四季生長成熟。 他一邊借存在主義的視角感受生命虛無;一邊卻在鄉村和大自然中,拍攝簡單的美好。 「我覺得兩者沒有衝突,只要是有生命力的,讓我覺得裡頭有美好東西的,我都會想接觸。」張照堂說。讀大學時,他拉同學當模特兒,讓他戴上面具,或把人的臉容抹去,放置在大自然中,拍下挑釁卻帶疏離冷酷的攝影作品。 1965年,他22歲時,跟高中老師鄭桑溪舉辦「現代攝影雙人展」,展出這批前衛相片。

那是台灣的60年代。大眾的眼睛僅僅適應政治宣傳攝影和沙龍style風情照,但張照堂的照片讓無頭男子頂著遠處一片山巒、一個臉塗白粉的人被兩隻手拉推。許多人的眼睛被刺痛了,憤憤批評說這種作品消極悲觀。張照堂卻早在在展覽請柬上寫道:「If a choice is in order —I'd rather have people hiss then yawn。」(假如一定要作一個選擇,我寧願被噓,也不想人打呵欠。)。後來有論者評說這組照片反映出台灣戒嚴時期下人們所感受的壓抑焦躁。「如果勉強去講,照片也有這種意思。 但原始出發點是當時對所謂生命由來、存在與虛無的思考,然後反映在攝影作品上。」張照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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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荒謬感

1968年,張照堂加入中視新聞部擔任攝影記者,參與製作紀錄片節目,讓他在台灣各省遊走,接觸各地的風俗傳統和底層人物。6年後,他舉辦「攝影告別展」,決意跟年少時荒誕冷峻的實驗影像風格告別。其後他的影像變寫實了,但一種疏離的荒謬感依然存在。

海軍在屏東沙灘上操練,一具具穿泳褲的身體在沙上躺得筆直,像未來世界的寄生蟲;一班戴著墨鏡的人望向遠方,嘴巴微張,如處身虛擬娛樂幻境。「他們不是在看3D電影,而是在看日出。」張照堂笑說。還有一頭巨碩的野豬的背影,無力地躺在沙灘上,遙對遠處的山和海。他拍攝的是現實,但意義卻在幾重之外——有超現實的魔幻感,也有指涉到哲學,以至存在本質的想像。沈昭良評價說:「張老師的照片就是有寫實以外的第二、三件事,在影像裡面有可找到埋藏的語言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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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照堂自己也頗喜歡野豬的照片。「當時我看牠躺在那邊,怎麼拍牠好呢?現場其實不那麼好看,我看到幾隻狗在豬旁邊跑來跑去,我就在想那隻狗的眼睛看到的豬是怎樣的? 於是我把相機擺在地上。我趴上去看 finder(相機觀景窗) 就這樣按了四、五張。」 結果照片沖洗之後,他才發現這是一個純粹的好畫面。

「看照片看久一點,會覺得這個生命體好像有一種靈光,有種力量在裡頭。」張照堂說:「你可說它有點無可奈何的,躺在那裡,但你不可忽視,而且不可侵犯他,他有種dignity (尊嚴)在裡面。」

過了一會,他又補充道:「但最好的解釋是不清楚的解釋,一張照片最好不要有太直接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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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飄泊流浪的生命

除了喜歡拍攝那些身處冷酷異境的生命體,張照堂也被在不同邊界遊走的生命所吸引。

即使在拍攝電影(張照堂曾為邱剛健的《唐朝綺麗男》掌鏡),比起正式演員,他更愛拍那些神情肅穆、在片場待一整天最終也可能不會出鏡的臨時演員。他也喜歡拍波希米亞式的流浪人生,那種人物本來就是一個劇場——算命看相的、葬禮演奏的樂隊、歌仔戲戲班、賣藝人。「看起來飄泊、流浪的,生活比較挫折但仍有生命力的,那是我喜歡拍的。」

有次張照堂在河堤旁,剛好碰到一隊北管樂隊(在廟會或紅白事演奏的管樂樂隊)在歇息。他拍下一張著名照片——一班黑西裝男子分佈在不同角落,有人在睡覺,有人打橋牌,有人往河邊走去。他當時早就站在最理想的角度,等待畫面發生。剛好有人往河堤走,填補了空白位置,他就按下快門,凝結了精巧的一剎。「好的照片是,」他停了良久,「 你要在最好的時機在現場,用最短的時間找最好角度,在最好的動作發生時按下快門。」

更多的時候是無法預測得到的,這也是攝影好玩的地方。1979年在澎湖,他遠遠就看到有人站在圍牆上,另外有人站牆角跟他談話,後面有兩隻狗。張照堂走過去拍時,剛好人和狗四散,他來不及對焦,相機晃動一下就拍下了,根本不知道自己拍下甚麼。「但這照片的四個點都很巧的分佈在四個地方,都有移動感,有種張力。你根本想像不到你會拍到這種東西,只能說是天意。」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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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時代:數碼拍攝和社交媒體

2005 年,張照堂的兒子送他一部數碼相機。已拍攝黑白菲林照片超過半世紀的張照堂,在62歲之齡開始擁抱這種新技術,嘗試拍彩色照片。過程也不是全沒疑惑。「這個跟以前用底片拍的不同。 以前你很慎重,一張張拍,不像現在一下按好幾張,隨便在按。」他說。現在張照堂把以數碼相機拍攝視為一種「功課」——他每天早上去做運動時,都會用這部比手掌還小的相機隨走隨拍。他說那更像是「紀錄」,不是「創作」,像一個資料搜集員。

當相片拍到一定數量後, 張照堂再按主題整理照片,編成系列 ,如2013年「歲月/照堂」個展中的兩個系列:「夢遊——遠行之前……」以及用photoshop模擬核災後果的「臺灣——核災之後……」。照片看起來隨意,一隻戴紅色頭套的狗、一隻標出穴位分佈的腳模型,但組合起來, 就是一種超現實的都市夢囈。

張照堂另一嘗試擁抱的新玩意,就是部落格和Facebook ,不過他抱印刷傳媒的心態去編寫,像急流中的一顆頑石。他寫文介紹攝影師和藝術家,花許多時間翻舊照,更以策展或編書的心態,認真排列Facebook 相集的呈現方式。近期他Facebook有一篇紀念邱剛健的文章,就用了數個星期把以前拍《唐朝綺麗男》時拍攝的照片找出來。

「我這樣做不是為了別人。當你慢慢翻以前東西,就會找到好有趣的東西。」他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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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花園像天堂一樣」

75歲了,張照堂仍然如當初借哥哥相機的15歲少年,飢餓地渴望創作,吸收新時代精華,以攝影回應世界。時間不留人,同期的台灣藝術家好友一個個悄悄離開人間,如陳映真、邱剛健,到今年三月,洛夫也走了。

「看到他們比我早走,覺得挺可惜,因為他們沒法享受到後來更多的事情,像是現在的資訊科技。」張照堂說。 年紀越大,他越能確切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他曾在跟吳忠維的對談中講道:「只要不生病,看出去外面的花園像天堂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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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小時候,張照堂曾為他拍攝,照片後來命名為《張世倫四十九天》。 張照堂當時在50mm鏡頭前加上轉接器,讓他可以靠近兒子溫熱的臉蛋拍攝。這個手持相機的父親,甚至在孩子的黑瞳瞥見自己閃動的光影。「我就是想強調那雙眼睛跟那個臉孔,就純粹那樣。」嬰兒臉上掛著的,是佛陀般謎樣的微笑,好像在告知世界:「是的,我來到人世間了。」

從無頭男子到自己兒子,張照堂竭力找尋、表現的生命力量,讓他的作品始終帶著溫暖的質地。雖然表面看來冷洌疏離,人物總是帶著淡淡的憂鬱,但影像中好像有一種安靜沉著的力量,不至於崩壞,掉入瘋狂的深淵。

「如果人真的絕望,就不會拍照了。我覺得要帶著某種信心去看這個世界,和這裡的人。」張照堂這樣解讀作品,也解讀自己。

從裸體無頭男子,到張照堂近年所拍的隨性街拍,他尋找的好像仍然是那個在山海前強頑的背影,或是在意想不到的瞬間所併發的生命閃光。不過少年的憤懟漸漸沉澱成歲月的寬厚。儘管看見荒謬,張照堂依然熱烈地過活——外面的花園像天堂,走過的人生似一齣戲。